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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岂论自首这一裁判似乎也并未显着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式利益 龙宗智论余金平案

发布时间:2020-08-12 07:45:44   作者:U2电竞   来源:www.krusmynte.com

然而这样做存在较大毛病:

第二个问题也是笔者在此要着重指出的是无论二审否认自首有无实体法和证据法上的凭据但并不切合法式法理对被告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二审法院否认自首的做法不妥。

龙宗智

司法的基本属性是判断性、中立性与被动性在刑事诉讼中法院追求客观真实与司法正义受到自身角色与诉讼功效的限制。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的二审讯断力争以一种独立特行的方式维护社会价值而且讯断对案件中一些争议问题的分析不无理据法院力争通过裁判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框架并防止认罪认罚的实践偏向亦有其合理性但其讯断自己存在严重的法理缺陷其突出问题可以归纳综合为:

法式处置不妥利益掌握失衡。

目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和刑事被告人之间的一种妥协:被告人放弃抗辩权包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并完成特定的执法义务及控方要求然后国家收缩其刑罚权让渡一定的诉讼利益。从本案情况看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与被告人告竣协议被告人认罪认罚同时尽其能力赔偿被害人亲属(160万赔偿对于普通纪检部门事情人员家庭并非易事)获得体谅意在获得缓刑检察机关也建议缓刑。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其一因被告人利益诉求举行再次审判时克制做出(对被告人的)倒霉变换原则(简称“倒霉益变换克制原则”)。这就是执法法式中“上诉不加刑”规范的法理凭据。否则将会严重损害被告人获得执法救援的权利;其二控审分散原则。因为控诉方支持被告人要求从轻处罚而法院从重判处势必形成法院既为裁判机关又为控诉者的“自诉自审”现象有违一般法式公正法理。我与有的学者包罗精于刑诉比力研究的学者交流了意见配合认为英美法系原则克制二审对被告人作倒霉上诉(抗诉)大陆法系虽然因比力强调攻击犯罪允许检察官上诉。

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实行控辩举证的所谓“控辩式”审判方式但仍然保留了辅助性的法官职权观察而且强调客观真实的追求因此仍然具有某种职权主义以致“超职权主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控诉缺位或失职的特殊时机实际上兼为控诉角色不能否认其仍有某种法理凭据。

二审注意严格甄别供述事实但在缺乏攻击防御的情况下以“突袭裁判”方式否认自首损害当事人救援权且讯断自相矛盾

第三个问题否认自首还存在一个适用执法上的错误——认可被告人自动投案同时认罪认罚却否认自首情节之间存在矛盾。因为二审讯断并未否认一审适用认罪认罚法式及相关执法条款而且二审讯断确认:“其在案发后自动投案认罪认罚且在眷属的协助下努力赔偿被害人亲属并取得体谅据此可对其酌予从轻处罚。”也就是说被告人切合执法划定的认罪认罚条款并据此可酌情从轻处罚。

而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不妥否认量刑建议作出实刑讯断这实际上是在被告人推行协议义务的行为不打消的情况下“国家”一方片面地不推行协议答应。这对当事人不太公正。不外这与我王法律在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存在的一个毛病有关即未设计认罪认罚从宽的协议被否认后对被告人的调停措施。导致有利于控诉的被告人的认罪供述及修补性执法行为仍然有效但国家让渡其刑罚利益的答应无效的不合理状态。

二审法院认定撞车其时被告就应当“明知”撞人即具备直接居心其讯断说理有一定依据及合理性。笔者注重证据法研究多次提倡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以间接证据推论的方式认定事实此案讯断可作一例证。但笔者同时认为据此否认自首似嫌过于严苛。

但检察官为被告利益上诉法院却反向加重刑罚却未听闻。应当说此种做法已逾越了职权主义法理损害法式公正。

我认为这应当也是本案一审侦、检、审均未否认其如实供述和自首的实际原因——虽然办案人员可能认为被告人对主观意识的供述可能存在避重就轻的倾向。而且对自首情节的认定主导的法理也认为注意贯彻有利被告的原则不宜过于严苛。不外对此可能有差别认识而且笔者不精于实体法因此无意顽强己见。

对一审否认量刑建议的讯断可能见仁见智。思量当事人利益与法治利益的平衡笔者认为这一裁判尚可明白其正当性与相对合理性虽可斟酌但也不宜轻易否认。因为纵然讯断两年实刑也有适度“从宽”体现(因本案自首具有“迫不得已”等原因)。然而二审裁判进一步否认量刑建议以否认自首情节等缘由增加高于一审百分之七十五的刑罚量。使认罪认罚制度适用受到进一步打击可能显示出利益权衡失当。

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被告招供其时“明知”才气认定如实供述并建立自首侦查、检察人员和一审法庭就应当释明。但这几个机关均认为被告所供属实存在自首情节因此未给被告人一个可能修正供述以到达自首要件的时机(被告人自动投案后侦查期间不如实供述但经教育在讯断前如实供述仍建立自首)。

纵然岂论自首这一裁判似乎也并未显着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式利益。因为即如终审讯断的认定肇事后逃逸以三年为起点刑有酒后驾车的从重处罚情节且被害人无过错被告负全责但被告人具备自动投案充实赔偿并获得体谅认罪悔罪等从轻情节那么综合轻重情节量刑判处三年半徒刑亦属正常。

笔者认为自首的认定是执法适用问题但作为自首要件的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则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如果二审法院认为认定自首不妥为维护法式公正和被告人的执法救援权比力妥当处置方式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给予被告人以在一审法式修正其供述以到达自首条件的时机。而径行否认自首既无辩说前置又因案件终审而难以救援势必导致法式不公。

一、二审注意严格甄别供述事实但在缺乏攻击防御的情况下以“突袭裁判”方式否认自首损害当事人救援权且讯断自相矛盾

但凭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6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可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体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现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

龙宗智论余金平案

据此在自动投案的前提下确认被告人认罪认罚即意味着确认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就切合自首条件而不应当以未如实供述否认其自首情节。可见终审讯断执法适用不妥且自相矛盾此系裁判的“硬伤”。

使用规范缺口加重刑罚打破“被告倒霉益变换克制”原则

本案二审因有抗诉前提因此加刑似属正当。但本案抗诉与上诉均为同一理由即协议基础上的量刑建议应当尊重而法院改判实刑缺乏执法依据。因此抗诉与上诉均为被告人利益具有同质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举行实质性判断仍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龙宗智教授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终审讯断

对此虽然没有执法明确划定但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的情况下亦不得加重刑罚在我国为主流执法看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事情委员会刑法室所编:《关于修改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议》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划定》一书(北京大学出书社2012年3月版)对此做了明确叙述(第264页)。虽然并非具有执行效力的立法解释但著作主体的权威性非一般学者和司法事情者可比。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情况下不能加刑的诉讼法理据:

然而在一审各法式均认定自首建立二审检察机关也未否认的情况下由二审法院在裁判中直接否认因没有给予被告人辩解与修正供述的时机这种裁判实系诉讼法理上的“突袭裁判”违背诉讼辩说原则违背执法的可预期性法理损害了被告人获得执法救援的权利对被告人也是不公正的。

笔者办案身世据相识在被告人就案件客观事实作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对主观意识的供述有避重就轻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主观意识的判断往往缺乏直接证据只是靠间接证据推断因此将直接居心供述为间接居心司法实践中普遍未作苛责也不据此否认自首。

本案中二审合议庭使用执法和司法解释允许抗诉加刑同时未划定检察机关为被告利益抗诉不应加刑的制度缺口加重处罚虽未违法却有悖法理因此而可能引起“机械司法”即简朴执行规范却忽略执法原理和执法精神的质疑。

注意罚当其罪但可能忽略认罪认罚应获得的法式利益

凭据二审讯断引用的侦查期间的被告人供述被告人称撞车时“感受车右前方撞到了路边的一个物体”后在车库中看了车辆状况包罗斑状血迹后才“知道自己撞到人”。从其供述看在驾车脱离时似属一种放任居心(间接居心)下车后看了车辆状况才“知道”撞人。应当说这也是检察机关与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如实供述同时也确认驾车逃逸情节的理由(如果确实对撞人不知情即无居心不应认定逃逸)。

二审加重判处的一个关键理由是打消自首认定。但此一裁决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打消自首是否有足够依据。刑事诉讼中的自首认定凭据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是以一审裁判前的被告人供述是否属实作为要件判断依据。因此本案自首的认定或否认亦应以一审期间的供述为依据。

四、强调独立裁判却实际代行控诉职能可能混淆诉讼角色

三、注意罚当其罪但可能忽略认罪认罚应获得的法式利益

但本案属于适用认罪认罚法式的案件终审讯断对此并未否认却在讯断效果中实际上并未体现该法式特有的从宽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此项讯断似乎有悖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对当事人亦不公正。

不外量刑问题不是笔者所长同样亦对此不顽强已见仅供参考。

强调独立裁判却实际代行控诉职能可能混淆诉讼角色

二、使用规范缺口加重刑罚打破“被告倒霉益变换克制”原则

刊号:CN10-1210/D.

因此法院逾越裁判角色实际代行控诉功效应当十分慎重并注意相应的法式保障。而本案的特点正是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提出诉求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实际推行控诉职能否认有利被告情节对被告加重处罚且已不具备如一审法式中要求检察机关修改量刑建议等前置法式条件从而使二审法院在代行控诉职能方面行走过远未充实注意相关制度法理、法式约束及当事人法式保障问题亦显现出一定水平的司法任意性。

一是容易混淆诉讼功效和角色继承造成法式和实体上的不公正难以获得正当性认同。本案二审讯断受到部门学者和执法事情者质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因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修改后庭审制度更具当事人主义特征——由控辩方举证质证辩说法院虽有查证权但只管制止混淆职能像已往那样代行控诉。在这种类似当事人主义的审理构架下以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的方式做失事实认定和讯断将形成缺乏辩说主义的法式前置造成前述“突袭裁判”等问题。

《中王法律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并公然刊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执法出书社有限公司主办。国家A类学术期刊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泉源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泉源期刊。

不外在另一方面也需指出本案一审、二审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的精准、提出与支持抗诉及抗诉理由的设置上(主要涉及实体法的适用)也有多项可检验之处。而且在推动认罪认罚从宽时也要注意检察权行使的谦抑性以及尊重“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式法理。对此笔者已有专论

(见《举世执法评论》2019年第2期文章)

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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